那些關心社會進程和市場形勢的機構不妨去問問中國老百姓一天到晚都在為哪些事情提心吊膽。盡管答案有可能五花八門，但是，為買不起房子發愁或害怕房價繼續上漲的比例可能會高于眾多答案。 {TodayHot}

　　如果不出現某種意外（比如一夜暴富），年過30的中國教師孫曉虎就是這一答案的堅定支持者。孫現在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師，2006年夏天，他在北京北五環以外的清河地區購買了一套面積不大的商品房，立刻就顯示出一種被套牢的危險。

　　很快，孫即將與女友一道向銀行支付第一個月的房屋月供。由于是期房，還沒有從開發商那里取得房子，他們現在租住在一套兩居室的房屋里，一個月需要支付包括房租和月供在內總共5000元人民幣。

　　雖然這筆錢將由兩人共同承擔，但他們的月收入相加在一起還沒有達到一萬元人民幣。孫的女友在北京一所職業高中供職，早些時候收入比較高。{HotTag}但后來由于北京類似的學校越開越多，競爭日益激烈，他們的學校幾乎很難招到學生，現在接近倒閉，已經發不出工資。

　　孫曉虎本人的境況也不怎么好。2005年進入現在的學校工作，當時學校承諾將為職工解決住房問題（分配房屋），后來沒有實現。雖然學校繼爾向他們提供了一套房屋，但需要支付2000多元月租，租房的壓力頓時顯現。孫說，“不可能一輩子租房，那樣心里會不踏實。”

　　在中國諸多城市中，北京的房價一度處于領先地位，雖然2005年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些調控措施，但沒有出現被明顯削減的跡象。也正是那一年，孫曉虎決定買房。

　 “買房并非我愿意，是被逼無奈。”他說，“現在不買，以后掏得更多。以支付能力衡量，很多人在前些年還能買得起房子，這幾年只能買個衛生間。”

　　這種糟糕的狀況近幾年遭到中國本土一些專業分析師的強烈抨擊。持有鮮明批評立場的知名分析師章林曉對《財經文摘》說，現在，中國許多城市房價虛高到極為嚴重的程度，脫離了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的購買能力，“這令他們感到恐慌，并承受著訴說不盡的苦悶和彷徨。”

　　這位分析師介紹說，人們正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買吧，實在無法承受；不買吧，害怕從此被社會拋棄，永遠淪為租房一族，由此滑向社會的底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窮人。”

　　孫曉虎顯然不愿被社會拋棄。最初他計劃購入一套經濟適用房，但是很難從北京有限的幾個經濟適用房項目里拿到房號，物以稀為貴，一個經濟適用房號現在通行價格需要十萬元人民幣，如此尚且遭人哄搶。這使孫的購房計劃久拖不決。

      2006年暑假，清河地區一個項目開盤，有11座樓對外發售。五百多個人圍繞著一共兩百套房屋展開抽簽，孫曉虎沒有抽中其中任何一套。此后一個月，同一項目又有兩座樓開盤，孫曉虎前去排隊，取得購房資格，但是在短短一個月間，房屋價格上漲了接近1000元人民幣。

　　孫曉虎當時對此表示難以接受，但無法可想。與家人經過反復商議，最終決定購買。雖然至今不知道價格何以上升幅度會如此之快，但孫以一種自我安慰式的口吻向《財經文摘》解釋道：房屋的位置好、材料好，成本要高一些，并且第一次開盤就去了五百多人，這給開發商以啟示，第二次肯定是要漲價的。

　　中國的購房者就這樣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章林曉說，在宏觀調控下，面對越調越漲的房價，人們失去了等待信心，“他們害怕了，不得不透支金錢買房。”

　　這似乎是一種鏈條式的災難。章林曉介紹說，兩代人、三戶人家、六口人購買一套住房成為中國城市一道“典型的風景”。即便如此，也往往難以承受。

　　孫曉虎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四處籌措借得25萬元首付 款，然后再通過銀行進行按揭。為了減少一些負重，他選擇的按揭年限是27年。但他抱怨說，支出高于收入，總是感覺壓力過大。

　　如果城市房價的漲幅不被有效控制，或者國民平均財富不以理想的速度遞增，中國年輕一代人無疑將重蹈孫曉虎的覆轍，不能幸免。實際上，類似的不幸群落在眼下的中國已構成一個龐大規模。章林曉稱，根據他的粗略了解，在中國購房者中，負債者所占的比例至少在70%-80%以上，有一些房價極度虛高的熱點城市，甚至在90%以上。

   　一種合理的邏輯由此出現，當人們紛紛通過舉債實現購房的時候，房價也將被高高撬起，這一惡性循環將由后續更多進入市場的人承接。

　　社會性疾患

　　購房如同一個圈套，導致的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中國人在購房前的焦慮不安尚有獲得解脫的某種可能，而在擁有房屋之后，很多人也沒能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關于這一點，完全能夠從心理學博士孫欲曉那里得到證明。

　　孫欲曉現在北京一家心理咨詢中心主持工作。不久前，他對到訪的《財經文摘》說，中國有20%的購房者存在心理或精神疾病。而根據中國一些媒體的披露，這個數字在90%以上。

　　從2005年開始，陸續有一些人向孫欲曉求助，這些人全部由于購房而陷入壓力，其中年齡最小的在25歲左右，購房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工作甚至于生存。他們無從擺脫。根據求助者的不同情況，孫欲曉通常會對他們施行不同方式的救助，想盡辦法撫慰他們的焦慮意念、幫助他們從強迫思維當中解脫出來或對那些抑郁的人們進行治療和行為認知。

　“因為買房造成心理壓力、疾病，導致人格扭曲。”孫博士說，夫妻感情、人際交往、工作和生活壓力均與此有關。他特別提到那些曾經收入不菲又極度自我的年輕人，他們喜歡我行我素，敢于實現自我。但在買房之后，他們迫切需要尋求減壓和心理疏導。

　　“有位求助者剛剛工作幾年，收入很高，在天通苑一次買了一套240平米的房子，結果有一次工作上和老板發生口角，產生沖突。要是往常，他肯定拂袖就走，但那時他忽然意識到不得不改一改自己以往任性的脾氣。要生存要發展，不敢貿然跳槽。”

　　孫欲曉說，很多年輕人購房后再也沒有往日的愜意生活，過得捉襟見肘，生存狀況發生很大變化，由此形成落差，導致心理問題社會化，社會問題生理化，生理問題心理化，“人們突然感到有一種從未有過的'累'，感覺活得很累。”

　　但是，這位博士并不認為這是一種悲劇，在他看來，舉債買房是中國人適應現代化生存過程中的一大進步。今天，安居樂業的信條對中國年輕人影響很大，正在他們心里生根發芽。

　　他說，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很多人因為舉債去自殺，也沒有人停止購買。有些人有心理問題，這是很正常的，“舉債買房是一個社會發展的趨勢。”

　　這種觀點在學術界有廣泛的認可度。在復旦大學執教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博士陳杰對《財經文摘》說，合適的貸款買房是非常理性的消費行為，在工作初期，收入很低，但消費需求很高。應該借助金融工具的幫助，把未來的收入借用到現在花費。

　　陳博士介紹說，國外的老百姓幾乎沒有什么大額存款，除了保證幾次旅游和經常性開支，所有的錢都拿出去償還各種分期付款。因此，按揭貸款余額與國民收入比重不少都超過100%。

　　不過，陳杰也承認，由于不理智的過度借債和對自己未來收入的增長速度出現判斷失誤可能導致悲劇。他說，在明知道在未來收入保持最樂觀增長條件下，過好幾年后每月貸款仍會占收入50%以上，還去買房或買高檔房，這是愚蠢的透支行為。

　　但現在需要解釋的問題是，愚蠢的透支行為何以頻繁發生？或者說，如果舉債是合理的、令人愉悅的事情，那么，舉債購房何以使中國人感到萬分沮喪？《財經文摘》通過了解發現，有很多跡象顯示，中國購房者們似乎是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才做出愚蠢選擇的。他們自己也承認，房屋漲價是一種規律，中國教師孫曉虎說，“漲是合理的，但價格卻未必合理。”

　　價格的不合理可能是導致購房人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不合理價格的形成，分析師章林曉說，特殊的利益強勢集團主導了房價，致使當前中國城市的房價構成極不合理，而不合理的價格最終又由老百姓掏錢消費。

    房價圈套

　　那些為買房而焦慮和痛苦的人們可能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們掉進了一個陰謀當中，一直沒能擺脫出來。整個市場的繁榮、開發商的利潤、地方官的政績或腐敗所得都是建立在購房人前赴后繼地進行透支的基礎上的。

　　在2006年12月中旬，《財經文摘》有機會和北京的一位開發商探討了這一問題。這位要求匿名的開發商向記者承認，開發商的暴利獲得就是一種搜刮和剝奪的結果，他們以此實現價值最大化，而老百姓通常都很無奈。

　　“說開發商做無本生意，這是對的。”這位人士說，人的欲望和本性就是貪圖錢財的，并且中國現有的法律和政策似乎也給了他們可乘之機。例如早些時候中國的協議出讓土地制度，開發商想要獲得土地，需要和村委會、鎮政府達成協議，再由鎮政府上報給區政府，區政府再報給規劃院進行規劃，再通過規委下發文件立項。

　　“這一系列環節，開發商可能只需要花10多萬人民幣搞定。而當開發商的項目建成后，利潤將會增至10倍、100倍。如此一來，開發商由原來的一無所有到拿到土地再從銀行套取資金，靠的是兩級政府和一個村委會，以及負責發放'糧票'的規劃院和發放'糧食'的規劃委。”

　　這位人士向《財經文摘》介紹了開發商那種給購房人帶來痛苦的“無本萬利”的操作手法。他說，協議出讓土地的時候，開發商在土地運作環節需要支付的費用包括征地補償費和土地出讓金 總額假定是30萬元，當他獲得土地之后，他可以在一畝地上建設660平米的兩層獨棟別墅。

　　“我用330平米建設別墅，另外330平米建設院子。按660平米來折價計算，一平米賣15000元人民幣均價，總價將達到千萬元。而我的全部土地費用只支出了30萬。至于建安費用，每平米算上2000元，總共也就120多萬，實際建安成本只要150萬元左右。”

　　就這樣，一棟兩層樓的別墅順利建成，一個別墅項目利潤少則幾個億，一般都在二三十億，開發商用極少的成本，賺取了極大的利潤。市場的通常規律又在于，不僅別墅如此，商品房的操作手法也如出一轍。

　　為什么開發商體系能夠輕易獲得暴利而不被懲處？這位人士稱，開發商已經做成氣候，況且一般項目里都會有官員利益，官員只要在項目占有10%的股權，就是以億計的收益。這都是協議出讓土地衍生的問題。盡管現在政府已經實行招拍掛的土地制度，試圖通過公開的競拍來杜絕隱患，但是，一方面中國法律中有關協議出讓土地的條文仍然存在，招拍掛也可能只是走過場；另一方面，開發商們已經通過協議出讓制度將地價和房價推高，在此基礎上再實行招拍掛，只會促使價格再度攀升。

　　這位人士稱，如果開發商的土地獲得、官商勾結等問題不能進行根本治理，房地產價格將無從控制。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政府最近下令停止了別墅用地的供應，但這馬上給開發商漲價創造了借口。這位人士舉例說，一個在建的別墅項目，開始每平米盡管已經賣到了12000元，但是當意識到政府此后將不再供應開發用地，他們馬上將房價漲到18000元，每平米轉眼就增加了6000元。“如果一個小區是10萬平米的話，總利潤就達6個億。這6個億怎么來的？這是官員和開發商遙相呼應的結果，官員說我不批了，開發商就跟著漲。”

　　此時，購房者顯然就是刀俎上的魚肉。人們需要住房，開發商作為供應方，操控了價格和供應形式。盡管他們不會強迫人們購買，也一再強調人們有選擇自由，但實際上他們的市場控制地位已然牢不可破，購房人最終不得不屈服。當然，開發商也會通過一定的炒作達成買賣目的，“他們會說，房價就要漲了，樓盤都賣完了，再不買就沒有了等等，造成恐慌，緊接著就會出現十幾個人爭搶幾套房屋的現象”。

　　在整個項目的收益分配中，有一部分由一些官員以各種形式抽走，一部分則由開發商賺取，這些都將全部轉嫁給購房者來承擔，房價幾乎沒有不上漲的可能。因此，有人批評開發商是中國最大的皮包商，“過去我連皮包都沒有的，而現在我連皮包都不要了”。這位人士說，“人們在住房方面的消費遠高于其他層面的消費支出，而開發商的口袋也越裝越大，永遠裝不滿。”

　　也因此，“房奴”的出現成為不能避免的歷史趨勢。這位人士說，“有奴隸主才有奴隸。一些官員和一些開發商就是奴隸主。再進一步說，官僚和資本的結合就是最大的奴隸主，而尤以房地產行業為甚。”

　　關于這一狀況，分析師章林曉向《財經文摘》稱，中國的強權與資本結成的強勢聯盟正以房地產為載體，對中低收入者為主要成分的弱勢群體進行著赤裸裸的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