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部長孫文盛最近撰文稱，土地管理要更加主動地參與宏觀調控。
　　具體而言就是，第一，準確把握宏觀經濟形勢，依照土地利用規劃和計劃，切實控制建設用地供應的總量、布局、結構和時序，真正管住建設用地總量，落實國家宏觀調控要求。第二，土地政策必須與區域、產業發展等政策協調配合。在調整土地出讓收益使用范圍、明確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等方面，不僅要考慮耕地保護，而且要考慮產業結構的優化、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TodayHot}
　　這樣，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又多了一樣政策工具。
　　宏觀經濟學論證了政府為穩定經濟而單獨或綜合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可能性。這些政策實施的效果如何，暫時不去管它。但這兩者確實是政府僅用的兩大政策工具。比如，過去兩年，美國面臨經濟過熱，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偏熱。在對治此病的過程中忙碌的只有美聯儲。至于整個美國政府，從國會到行政當局，都跟沒事人似的。更加有趣的是，美聯儲甚至不是一個政府機構，而是一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獨立機構”(agency)，總統、國會都很難影響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決策。
　　回頭再看大洋彼岸，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穩定經濟”變成了販夫走卒都耳熟能詳的“宏觀調控”，而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在參與宏觀調控。比如，抑制房地產投資熱的文件，就有八九個部門聯署。{HotTag}
　　當然，宏觀調控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掌握在國家計委，即現在的國家發改委手中，它掌握著產業政策，控制著重大投資審批權。它通過這兩項權力對企業的投資施加影響。現在看起來，土地政策已經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宏觀政策工具。在這兩者之后，才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另外，環保政策、房地產政策也都是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因而，相關部委在宏觀調控中也十分活躍。
　　與健全市場國家相比，政府穩定宏觀經濟的政策工具十分繁雜，那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部門參與宏觀調控？顯然這是因為，決策者相信，這些部門的管制權力可以對企業和個人的投資與消費行為、對要素的供應等決定宏觀經濟的核心因素產生直接影響。比如，國家發改委可以決定關閉哪類企業，建設部可以通過行政系統管制每個房地產商開發的每棟樓宇的產品結構，如此等等。因此，各個部門齊上陣，就可以發揮較迅速的作用。
　　然而，假如在抑制經濟過熱的時候需要這些部門出手澆水，而且，這些部門也確實都從家里端來了水，那么，反過來講，經濟過熱是否正是這些部門有意促成的，或者是由于他們沒有盡職而導致的？比如，重大項目是要經過審批的，那么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不是因為現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部門未能有效地履行其審批之責？土地供應亦如是。
　　當然，這里立刻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關管制權力的劃分。地方政府普遍傾向于擴張性政策：放松投資審批門檻、大批廉價供應工業用地、放松環保標準。為此，甚至不惜與企業合謀，規避中央政府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土地政策或環保政策。而對此，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缺乏必要的手段來維護自身政策的權威性。但是，一旦到了經濟過熱已經變成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決策層將抑制經濟過熱放在較重要議事日程上，這時，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就獲得了維護其政策權威性的必要“勢能”，可以一舉將地方政府的權力——不管是法定，還是僭取的，上收到自己手中。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管制經濟的權力上移的過程。看起來似乎合乎邏輯：這種權力在地方政府手中促成了投資過熱；那現在要抑制投資過熱，就得把這種權力轉移到中央政府相關部門手中。
　　然而，借助中央政府管制經濟的權力來抑制投資過熱，其長期效果是令人懷疑的，因為這種行政調控需要依賴地方政府之執行意愿。更重要的是，權力的如此循環性轉移，不能改變政府權力控制經濟的基本格局，某些部門的管制權力甚至膨脹了。這是否可取？
　　中國經濟健全發展所需要的，不是政府管制經濟的權力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來回轉移，而是需要改變權力的性質，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讓企業獲得充分的自由，讓要素由市場來配置。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才能夠不受長官意志的控制，實現“自然的增長”，而維持經濟體穩定的責任，也就不會泛化，壓到政府各個部門，壓到各級政府身上。有人奢談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有多高，照我看，到了宏觀經濟穩定只是中央銀行的事情的那一天，中國才算基本市場化。